在新世紀，長期處于“小眾化”與“精英化”、 “圈子化”與“老齡化”等重重危機下的文學期刊，也被推上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改革之路。這是一次被迫式改革，也是一次市場的倒逼行動。文學期刊及其編輯們形成了一種共識，那就是所謂的“不改肯定等死，改了未必是死”，那種可能的希望誘使他們反思自己在體制供養下的不足以及面對市場經濟的失措，開始嘗試不同形式、不同維度、不同層級的改革以拓展生存空間。這中間，最有表征意義的莫過于基于發行市場、讀者接受考慮的“大眾化”策略。在計劃經濟時代，寄身于體制內并受體制所供養的文學期刊有著強烈的政治站位意識和文藝陣地意識，過分追求所謂的深度價值與高度精神，高高在上的優勢感使體制內的文學期刊及編輯們有一種本能式的“市場拒斥”，并且把“適度的商業化”視為“過度商業化”而輕視之。在市場經濟時代，置身于市場經濟語境下的文學期刊不得不正視生存的困境，也不得不面對生存的壓力，解放思想，調整思路，將注意力和工作重點放在如何迎合讀者趣味而大量刊發通俗文學乃至亞文學，較大限度地追求雅俗共賞，較大能力地服務讀者，較大范圍地拓展市場，成為文學期刊及編輯們的有意行為和主動行為。在新世紀這個媒介時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升級換代，文學期刊的“大眾化”策略也在升級換代，傳媒事業整體的產業化轉型也讓文學期刊步入了市場化、產業化、消費化的新干線?！白屖袌稣f話，讓讀者發聲”，“讀者中心”意識甚至是“讀者至上”意識得以多方位踐行。為了吸引讀者，既在內容上通俗化，也在形式上大眾化，如依憑現代印刷技術的高度發展，版式趨于新穎，裝幀臻于精美。除此之外，文學期刊還與其他大眾媒體聯手策劃與炒作文壇熱點、文學事件和當紅作家，制造時尚化的閱讀熱點，生產時髦化的文學景觀，所有這些無不都是新世紀文學期刊的新狀態與新特點。

在世紀之交，盡管文學期刊的影響力因為受到影視、網絡的沖擊而下降，但是文學期刊還是在商業浪潮的沖刷下鉚足了勁做了一次最有力的奮起與抗爭，那就是“改刊改版”。像《萌芽》 《作家》 《天涯》《大家》 《山花》 《湖南文學》 《星星詩刊》以及期刊《人民文學》 《詩刊》 《收獲》 《當代》《十月》 《鐘山》 《芙蓉》等紛紛參與其中，一是對期刊與資本方的關系作了較大的改制，二是對期刊的審美范式、審美風格等作了較大的改進，三是對期刊的大眾化、市場化路徑作了較大的改革。這是新世紀文學及時次令人耳目一新的騷動。這種騷動打破了傳統文學的生產關系、傳播關系、寫讀關系、行政關系以及文化格局。文學期刊的“改刊改版”從根本上說是對計劃經濟體制內身份的自我革命，是一次對辦刊方針、歷史定位和審美價值的改造，是一次對接市場經濟語境的全新試驗。比如，《萌芽》雜志于1999年創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倡導“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以競賽的形式“造星”，如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楊雨辰、金國棟、徐鵬等一大批“80后”明星作家都借此脫穎而出，獲得了文學與商業的雙豐收，成為文壇不可回避的話題，從而提升了《萌芽》雜志的影響力，也鑄就了《萌芽》雜志的“金字招牌”。再如，《作家》雜志推出以“俗刊”養“正刊”的“雙刊行動”之后，為進一步贏得讀者市場，繼而推出“70年代出生女作家專號”以吸引讀者，像所謂的“70后”“美女作家”等概念以及由此誘生的“寶貝寫作” “身體寫作”等命名引起了強烈反響。還如，《天涯》雜志的改刊采取的是“泛文學”策略，從一個純文學期刊蛻變為一個以歷史掌故為特色的綜合期刊，如所謂的“紅衛兵日記”“知青日記” “某某檔案” “披露與紀實”等內容特別吸引眼球，滿足了更多讀者的窺私欲與懷舊欲。孟繁華、程光煒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中寫道:“ 《天涯》一時間訂戶大增，不僅成為書商、報攤的‘搶手貨’，而且在各種嚴肅的書店中也‘大行其道’，大有人手一冊、不能不讀的味道。”如此，一大批真正在走市場化、大眾化道路的文學期刊出現了，甚至成為一時的弄潮兒?！案目陌妗焙蟮奈膶W期刊以充分滿足讀者需要為旨歸，從“作家中心”轉向“讀者中心”，從“對接政府”轉向“對接市場”，從“緊跟精英”轉向“緊跟大眾”，從而成功地在商業浪潮中拓展了自己的空間。

值得深思的是，文學期刊的“改刊改版”，不僅僅是文學期刊形式的簡單改換，也不僅僅是文學期刊內容的簡單替換，它表征的是文學功能與文學理念的創新。在“改刊改版”之前，文學期刊扮演著文化啟蒙和思想傳播的作用，主要承擔著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功能與對人民的啟蒙功能、教育功能。這樣，文學期刊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精英化”、“小眾化”與“反懂化”的泥沼。在“改刊改版”之后，文學期刊不再直接聽命于“行政指令”與“行政權力”，而是順從于“市場律令”與“市場權力”，主要承擔著對文化市場的服務功能與對大眾的娛樂功能、消遣功能。從這個角度說，文學期刊的“改刊改版”，實質上是在擯棄政治文化、精英文化轉而對市場文化、大眾文化屈就與攀附。

需要反思的是，文學期刊的“改刊改版”，與其說是文學事件，還不如說是“媒介文學事件”。鐘琛認為:“媒介文學事件是指，由于大眾媒體的介入而在文學領域非自然發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  從本質上說，“媒介文學事件”是一種消費神話，事件的制造是為了吸引讀者的群體性消費。所謂的“60后”“70后”“80后” “90后”“美女作家”“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小資散文”“文化散文”“三農文學”“底層寫作” “打工者文學”等都是文學期刊“改刊改版”時擴大消費的手筆。例如，“美女作家”與《作家》策劃的“70年代出生女作家專號”直接相關，從而讓“美女作家”成為市場暢銷的文化符號。再如，“80后作家”與《萌芽》連續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密切相關，從而讓“80后作家”成為時尚與酷男的代表，并催生了文壇的偶像崇拜與粉絲閱讀?？梢赃@樣說，沒有集體化、潮流化的“改刊改版”，就不可能有像“美女作家” “80后作家” “身體寫作”等這些撬動讀者市場的消費符號。毫無疑問，文學期刊的“大眾化”之路與“大眾化”策略，確實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文學的“繁榮”與“勃興”，一批作家得以“走紅”，一批作品得以“暢銷”，然而也使它的“產品”在出爐時就包含了許多非文學的雜質，一時的喧嘩并不代表品質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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